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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石老人自传（三）

　　砍柴牧牛 

　　同治十年(辛未·一八七一),我九岁。十一年(壬申·一八七二),我十岁。十二年(癸酉·一八七三),我十一岁。这三年,我在家帮着挑水、种菜、扫地、打杂,闲着就带看我两个兄弟。最主要的是上山砍柴,砍了柴,自己家里有得烧了,还可以卖了钱,补助家用。我那时,不是一个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闲汉了,但最喜欢做的,却是砍柴。邻居的孩子们,和我岁数差不多的,一起去上山的有的是,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上了山,砍满了一担柴,我们在休息时候,常常集合三个人,做“打柴叉”的玩儿。打柴叉是用砍得的柴,每人取出一捆,一头着地,一头靠在一起,这就算是“叉”了。用柴筢远远地轮流掷过去,谁能掷倒了叉,就赢得别人的一捆柴,掷不倒的算是输,也就输掉自己的一捆柴。三个人都掷倒了,或是都没曾掷倒,那是没有输赢。两人掷倒,就平分输的那一捆,每人赢到半捆。最好当然是独自一人赢了,可以得到两捆柴。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,柴筢又不是很重的,掷倒那个柴叉,并不太容易,一捆柴的输赢,总要玩上好大半天。这是穷孩子们不用花钱的娱乐,我小时候也挺高兴玩的。后来我作客在外,有一年回到家乡,路过山上,看见一群砍柴的孩子,里头有几个相识的邻居,他们的上辈,早年和我一起砍过柴,玩过打柴叉的,我禁不住感伤起来,做了三首诗,末一首道:“来时歧路遍天涯,独到星塘认是家。我亦君年无累及,群儿欢跳打柴叉。”这诗我收在《白石诗草》卷一里头,诗后我又注道:“余生长于星塘老屋,儿时架柴为叉,相离数伍,以柴筢掷击之,叉倒者为赢,可得薪。”大概小时候做的事情,到老总是会回忆的。 

　　我在家里帮着做事,又要上山砍柴,一天到晚,也够忙的。偶或有了闲工夫,我总忘不了读书,把外祖父教过我的几本书,从头到尾,重复地温习。描红纸写完了,祖父给我买了几本黄表纸钉成的写字本子,又买了一本木版印的大楷字帖,教我临摹,我每天总要写上一页半页。只是画画,仍是背着人的,写字本上的纸,不敢去撕了,找到了一本祖父记账的旧账簿,把账簿拆开,页数倒是挺多,足够我画一气的。就这样,一晃,两年多过去了。我十一岁那年,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,租了人家十几亩田,种上了,人力不够,祖父出的主意,养了一头牛。祖父叫我每天上山,一边牧牛,一边砍柴,顺便捡点粪,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,由我照看,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。祖母担忧我身体不太好,听了算命瞎子的话,说:“水星照命,孩子多灾,防防水星,就能逢凶化吉。”买了一个小铜铃,用红头绳系在我脖子上,对我说:“阿芝!带着你二弟上山去,好好儿地牧牛砍柴,到晚晌,我在门口等着,听到铃声由远而近,知道你们回来了,煮好了饭,跟你们一块儿吃。”我母亲又取来一块小铜牌,牌上刻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,和铜铃系在一起,说:“有了这块牌,山上的豺狼虎豹,妖魔鬼怪,都不敢近身的。”可惜这个铜铃和这块铜牌,在民国初年,家乡兵乱时丢失了。后来我特地另做了一份小型的,紧在裤带上,我还刻过一方印章,自称“佩铃人”。又题过一首画牛的诗道:“星塘一带杏花风,黄犊出栏东复东。身上铃声慈母意,如今亦作听铃翁。”这都是纪念我祖母和母亲当初待我的一番苦心的。 

　　我每回上山,总是带着书本的,除了看牛和照顾我二弟以外,砍柴捡粪,是应做的事,温习旧读的几本书,也成了日常的功课。有一天,尽顾着读书,忘了砍柴,到天黑回家,柴没砍满一担,粪也捡得很少,吃完晚饭,我又取笔写字。祖母憋不住了,对我说:“阿芝!你父亲是我的独生子,没有哥哥弟弟,你母亲生了你,我有了长孙了,真把你看作夜明珠、无价宝似的。以为我们家,从此田里地里,添了个好掌作,你父亲有了个好帮手哪!你小时候多病,我和你母亲,急成个什么样子!求神拜佛,烧香磕头,哪一种辛苦没有受过!现在你能砍柴了,家里等着烧用,你却天天只管写字,俗语说得好:三日风,四日雨,哪见文章锅里煮?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,阿芝,你看怎么办呢?难道说,你捧了一本书,或是拿着一枝笔,就能饱了肚子吗!唉!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,走错了人家!”我听了祖母的话,知道她老人家是为了家里贫穷,盼望我多费些力气,多帮助些家用,怕我尽顾着读书写字,把家务耽误了。从此,我上山虽仍带着书去,总把书挂在牛犄角上,等捡足了粪和满满地砍足了一担柴之后,再取下书来读。我在蒙馆的时候,《论语》没有读完,有不认识的字和不明白的地方,常常趁放牛之便,绕道到外祖父那边,去请问他。这样,居然把一部《论语》,对付着读完了。

　　喜娶良妻 

　　同治十三年(甲戌·一八七四),我十二岁。我们家乡的风俗,为了家里做事的人手少,男孩子很小就娶亲,把儿媳妇接过门来,交拜天地、祖宗、家长,名目叫做“拜堂”。儿媳妇的岁数,总要比自己的孩子略微大些,为的是能够帮着做点事。等到男女双方,都长大成人了,再拣选一个“好日子”,合卺同居,名目叫做“圆房”。在已经拜堂还没曾圆房之时,这位先进门的儿媳妇,名目叫做“童养媳”,乡里人也有叫做“养媳妇”的。在女孩子的娘家,因为人口多,家景不好,吃喝穿着,负担不起,又想到女大当嫁,早晚是夫家的人,早些嫁过去,倒省掉一条心,所以也就很小让她过门。不过这都是小门小户人家的穷打算,豪门世族是不多见的。听说,这种风俗,时无分古今,地无分南北,从古如此,遍地皆然,那么,不光是我们湘潭一地所独有的了。那年正月二十一日,由我祖父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作主,我也娶了亲啦!我妻娘家姓陈,名叫春君,她是同治元年(壬戌·一八六二)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,比我大一岁。她是我的同乡,娘家的光景,当然不会好的,从小就在家里操作惯了,嫁到我家当童养媳,帮助我母亲煮饭洗衣,照看小孩,既勤恳,又耐心。有了闲暇,手里不是一把剪子,就是一把铲子,从早到晚,手不休脚不停的,里里外外,跑出跑进。别看她年纪还小,只有十三岁,倒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。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,都夸她能干,非常喜欢她。我也觉得她好得很,心里乐滋滋的。只因那时候不比现在开通,心里的事,不肯露在脸上,万一给人家闲话闲语,说是“疼媳妇”,那就怪难为情的了。所以我和她,常常我看看她,她看看我,嘴里不说,心里明白而已。

　　痛失祖父 

　　我娶了亲,虽说还是小孩子脾气,倒也觉得挺高兴。不料端阳节那天,我祖父故去了,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!想起了祖父用炉钳子划着炉灰教我识字,用黑羊皮袄围抱了我在他怀里暖睡,早送晚接地陪我去上学,这一切情景,都在眼前晃漾。心里头的难过,到了极点,几乎把这颗心,在胸膛子里,要往外蹦出来了。越想越伤心,眼睛鼻子,一阵一阵地酸痛,眼泪止不住了,像泉水似地直往下流。足足地哭了三天三宵,什么东西,都没有下肚。祖母原也是一把眼泪、一把鼻涕地天天在哭泣,看见我这个样子,抽抽噎噎的,反而来劝我:“别这么哭了!你身体单薄,哭坏了,怎对得起你祖父呢!”父亲母亲也各含着两泡眼泪,对我说:“三天不吃东西,怎么能顶得下去?祖父疼你,你是知道的,你这样糟蹋自己身体,祖父也不会心安的。”他们的话,都有理,只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,仍是哭个不停。后来哭得累极了,才呼呼地睡着。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之事。当时我们家,东凑西挪,能够张罗得出的钱,仅仅不过六十千文,合那时的银圆价,也就是六十来块钱。没有法子,穷人不敢往好处想,只能尽着这六十千文钱,把我祖父身后的大事,从棺殓到埋葬,总算对付过去了。 

　　光绪元年(乙亥·一八七五),我十三岁。二年(丙子·一八七六),我十四岁。这两年,在我祖父故去之后,经过这回丧事,家里的光景,更显得窘迫异常。田里的事情,只有我父亲一人操作,也显得劳累不堪。母亲常对我说:“阿芝呀,我恨不得你们哥儿几个,快快长大了,身长七尺,能够帮助你父亲,糊得住一家人的嘴啊!”我们家乡,煮饭是烧柴灶的,我十三岁那年,春夏之交,雨水特多,我不能上山砍柴,家里米又吃完了,只好掘些野菜,用积存的干牛粪煨着吃,柴灶好久没用,雨水灌进灶内,生了许多青蛙,灶内生蛙,可算得一桩奇闻了。我母亲支撑这样一个门庭,实在不是容易的事。我十四岁那年,母亲又生了我四弟纯培,号叫云林。我妻春君帮着料理家务,侍奉我祖母和我父亲母亲,煮饭洗衣和照看我弟弟,都由她独自担当起来。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,祖父在世之时,我不过砍砍柴,牧牧牛,捡捡粪,在家里打打杂,田里的事,一概没有动手过。此刻父亲对我说:“你岁数不小了,学学田里的事吧!”他就教我扶犁。我学了几天,顾得了犁,却顾不了牛,顾着牛,又顾不着犁了,来回地折磨,弄得满身是汗,也没有把犁扶好。父亲又叫我跟着他下田,插秧耘稻,整天地弯着腰,在水田里泡,比扶犁更难受。有一次,干了一天,够我累的,傍晚时候,我坐在星斗塘岸边洗脚,忽然间,脚上痛得像小钳子乱铗,急忙从水里拔起脚来一看,脚趾头上已出了不少的血。父亲说:“这是草虾欺侮了我儿啦!”星斗塘里草虾很多,以后我就不敢在塘里洗脚了。

　　学做木工 

　　光绪三年(丁丑·一八七七),我十五岁。父亲看我身体弱,力气小,田里的事,实在累不了,就想叫我去学一门手艺,预备将来可以糊口养家。但是,究竟学哪一门手艺呢?父亲跟我祖母和我母亲商量过好几次,都没曾决定出一个准主意来。那年年初,有一个乡里人都称他为“齐满木匠”的,是我的本家叔祖,他的名字叫齐仙佑,我的祖母,是他的堂嫂,他到我家来,向我祖母拜年。我父亲请他喝酒。在喝酒的时候,父亲跟他说妥,我去拜他为师,跟他学做木匠手艺。隔了几天,拣了个好日子,父亲领我到仙佑叔祖的家里,行了拜师礼,吃了进师酒,我就算他的正式徒弟了。仙佑叔祖的手艺,是个粗木作,又名大器作,盖房子立木架是本行,粗糙的桌椅床凳和种田用的犁耙之类,也能做得出来。我就天天拿了斧子锯子这些东西,跟着他学。刚过了清明节,逢到人家盖房子,仙佑叔祖带了我去给他们立木架,我力气不够,一根大檩子,我不但扛不动,扶也扶不起,仙佑叔祖说我太不中用了,就把我送回家来。父亲跟他说了许多好话,千恳万托地求他收留,他执意不肯,只得罢了。 

　　我在家里,耽了不到一个月,父亲托了人情,又找到一位粗木作的木匠,名叫齐长龄,领我去拜师。这位齐师傅,也是我们远房的本家,倒能体恤我,看我力气差得很,就说:“你好好地练罢!什么事都是练出来的,常练练,就能把力气练出来了。”记得那年秋天,我跟着齐师傅做完工回来,在乡里的田塍上,远远地看见对面过来三个人,肩上有的掮了木箱,有的掮着很坚实的粗布大口袋,箱里袋里装的,也都是些斧锯钻凿这一类的家伙,一看就知道是木匠,当然是我们的同行了,我并不在意。想不到走到近身,我的齐师傅垂下了双手,侧着身体,站在旁边,满面堆着笑意,问他们好。他们三个人,却倨傲得很,略微地点了一点头,爱理不理地搭讪着:“从哪里来?”齐师傅很恭敬地答道:“刚给人家做了几件粗糙家具回来。”交谈了不多几句话,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齐师傅等他们走远,才拉着我往前走。我觉得很诧异,问道:“我们是木匠,他们也是木匠,师傅为什么要这样恭敬?”齐师傅拉长了脸说:“小孩子不懂得规矩!我们是大器作,做的是粗活,他们是小器作,做的是细活。他们能做精致小巧的东西,还会雕花,这种手艺,不是聪明人,一辈子也学不成的。我们大器作的人,怎敢和他们并起并坐呢?”我听了,心里很不服气,我想:他们能学,难道我就学不成!因此,我就决心要去学小器作了。

　　改习雕花 

　　光绪四年(戊寅·一八七八),我十六岁。祖母因为大器作木匠,非但要用很大力气,有时还要爬高上房,怕我干不了。母亲也顾虑到,万一手艺没曾学成,先弄出了一身的病来。她们跟父亲商量,想叫我换一行别的手艺,照顾我的身体,能够轻松点的才好。我把愿意去学小器作的意思,说了出来,他们都认为可以。就由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,名叫周之美的,要领个徒弟。这是好机会,托人去说,一说就成功了。我辞了齐师傅,到周师傅那边去学手艺。这位周师傅,住在周家洞,离我们家,也不太远,那年他三十八岁。他的雕花手艺,在白石铺一带,是很出名的,他用平刀法雕刻人物,尤其是他的绝技。我跟着他学,他肯耐心地教。说也奇怪,我们师徒二人,真是有缘,处得非常之好。我很佩服他的本领,又喜欢这门手艺,学得很有兴味。他说我聪明,肯用心钻研,觉得我这个徒弟,比任何人都可爱。他是没有儿子,简直地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地看待。他又常常对人说:“我这个徒弟,学成了手艺,一定是我们这一行的能手,我做了一辈子的工,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,就靠在他的身上啦!”人家听了他的话,都说周师傅名下有个有出息的好徒弟,后来我出师后,人家都很看得起,这是我师傅提拔我的一番好意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。 

　　光绪五年(己卯·一八七九),我十七岁。六年(庚辰·一八八○),我十八岁。七年(辛巳·一八八一),我十九岁。照我们小器作的行规,学徒期是三年零一节,我因为在学徒期中,生了一场大病,耽误了不少日子,所以到十九岁的下半年,才满期出师。我生这场大病,是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,病得非常危险,又吐过几口血,只剩得一口气了。祖母和我父亲,急得没了主意直打转。我母亲恰巧生了我五弟纯隽,号叫佑五,正在产期,也急得东西都咽不下口。我妻陈春君,嘴里不好意思说,背地里淌了不少的眼泪。后来请到了一位姓张的大夫,一剂“以寒伏火”的药,吃下肚去,立刻就见了效,连服几剂调理的药,病就好了。病好之后,仍到周师傅处学手艺,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,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,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,师傅看我手艺,觉得很不错,许我出师了。出师是一桩喜事,家里的人都很高兴,祖母跟我父亲母亲商量好,拣了一个好日子,请了几桌客,我和陈春君“圆房”了,从此,我和她才是正式的夫妻。那年我是十九岁,春君是二十岁。